戈爾巴喬夫時代，蘇聯的生活日用品已經十分匱乏，老百姓到商店買臺電視機都得排幾天幾夜的隊。

　　一個人實在排不下去了，掏出手槍說：‘我受不了啦，我要到克里姆林宮去把戈爾巴喬夫殺掉！’

　　過一會他就回來了，別人問他，你把戈爾巴喬夫殺掉了？他垂頭喪氣的說：“沒有，那邊排的隊伍更長。”

　　我們面臨的是一個稀缺的世界，如何讓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作用，就產生了經濟學，稀缺性是經濟學存在的理由；我們面臨的是一個互相沖突的世界，如何讓有限的財富在人們之間分配，就產生了法律，解決沖突是法律存在的理由。這兩種說法，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。什么樣的資源配置或者沖突解決方式才是合理的？

　　比如說現在有一臺電視機，有十個人要，該如何分配？如果允許人自由選擇，可能有很多種標準。身體健碩的人，可能喜歡以暴力為準則；年老的人，則喜歡倚老賣老；漂亮的人則更喜歡以容貌、交際能力作為標準。還可以看誰更窮給誰，或者誰更有地位誰得。總而言之，需要有一個資源配置的方式，或者說是一個解決人與人之間利益沖突的規則。

　　什么樣的規則是好的規則？可能各說各有理，因為各自的條件不一樣，立場不一樣，“屁股決定腦袋”，也可能是因為各自目標不一樣。但經濟學家可以斷言：在千萬種標準里，只有一種標準是沒有經濟浪費因而是最有效率的。那就是按市場價值進行分配。

　　打個比方，如果對電視機的價格進行管制，把價格定在市場價格以下。那么市場價格與管制價格之間的差額便是一塊利益。要得到這塊利益，就得花時間排隊。可以說，此時時間就是分配電視機的標準。誰愿意拿更多的時間精力去排隊的人，誰便能得到電視機。也許這沒什么不對，但重要的問題是，花幾天幾夜的時間排隊，除了他本人之外，沒有任何人得到好處。如果他拿這幾天幾夜的時間用來工作，賺取幾十塊錢工資，那么他對社會的貢獻，至少也值這幾十塊錢。而用在排隊上的幾天幾夜便完全被浪費了。再比如，古代中國“學而優則仕”，做了官就能賺大錢。于是無數讀書人窮經皓首，把精力花在八股文身上。此時，會不會做八股文成了分配的標準。至于這八股文是否對社會有實際作用，在所不問。

　　推而廣之，以武力為分配手段，便只能是互相爭奪，人人自危；以地位為分配標準，便會使得人人專事鉆營，或跟在權貴之后溜須拍馬；以年齡為分配標準，便只能是讓年輕人安心等老，或虛報年齡。誰窮誰得，便會有人安心做窮人，等待救濟。以所謂的“政治思想”為標準，便會是文革中的人人手捧紅寶書，天天搞政治運動。

　　只有市場經濟下，浪費最少。如果某人要得到電視機，他唯一的辦法是出錢。如果電視機非常搶手，賣家必然漲價直到供求均衡，最終價高者得，不存在排隊。表面上這似乎不合理。但從買者考慮，買電視機的錢只能是從其它人那賺回來的，而要賺錢就必須要對社會有貢獻，而他的貢獻起碼要相當于電視機的價值。從賣方考慮，如果電視機供不應求利潤很高，一定會有更多的人投入電視機生產，最終使價格下降。由此可見，成千上萬的分配標準里，只有通過市場交易，以市場價值定勝負沒有浪費。

　　有人批評市場經濟造成貧富不均。然而只要社會沒有達到按需分配的地步，就必然需要分配的標準。而只要有分配的標準，便會有優勝劣汰。人的能力千差萬別，總會有人更適用這個分配標準而有人不適用。據研究，在計劃經濟的年代，特殊階層享受的待遇與底層民眾相比，同樣貧富懸殊。適者生存，不適者淘汰，是永恒的規律。但唯有市場經濟能把人的能力引向生產創造中，從而最大效率的創造社會財富。也唯有在這個做大了的蛋糕之上，才更有可能追求公平。

　　唯有實行市場經濟的社會是有效率的社會，唯有保護市場經濟的法律才是好的法律。